英國很多建筑上都有藍牌子徽章,當你在一棟棟房屋間穿行時，看到這面藍牌子，就意味著此處曾經(jīng)居住過名人。藍牌子的管理部門——英國遺產(chǎn)委員會對入選條件審查非常嚴格，他必須為人類進步作出過重大貢獻，還得為大眾所熟知，如果是外國人，那他在倫敦居住時期必須是其人生或事業(yè)中的重要階段。今年，“藍牌子”制度創(chuàng)立整整150周年，在900余所名人故居中，有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是中國人居住過的，這個人就是現(xiàn)代作家老舍。

老舍先生從1924年9月至1929年6月住在倫敦，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亞非學院任中文講師，教授古漢語和寫作等課程。他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在學院的圖書館里完成的。1926年8月，《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時，他第一次用筆名“老舍”。

在英國生活的近五年里，老舍在倫敦先后住過四個地方，其中居住時間最長的一處，也是我認為位置最好的一處便是圣詹姆斯花園路31號的住所。從1925年4月至1928年3月，他與朋友艾支頓（Clement Egerton）在這里合租合住三年，后來因為房東漲租金，他們才不得不離開。關(guān)于故居申請“藍牌子”的經(jīng)過，老舍的兒子舒乙回憶說，他與電視劇《二馬》攝制組到倫敦拍外景，發(fā)現(xiàn)當年老舍在倫敦先后住過的四個地方中，有三處房子至今仍在而且保存完好，這讓他非常驚訝，因為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根據(jù)英國政府的規(guī)定，被掛上藍牌的建筑一般情況下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證文化的長久傳播。在幾處住所中，很多人都認為老舍的創(chuàng)作生涯始于圣詹姆斯花園，因此尤其值得紀念。在諸多英國學者的努力爭取下，英國遺產(chǎn)委員會在2003年11月25日正式為圣詹姆斯花園路的老舍故居鑲上陶瓷制成的藍牌，上面書寫：老舍，1899-1966，中國作家，1925-1928生活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名字除了英文拼音外，還使用了漢字標示，這在“藍牌子”150年的歷史上還是首次。

這所老舍故居的位置在倫敦市中心，距離肯辛頓皇家公園和著名的海德公園都不遠。我們搭乘紅線地鐵到達荷蘭公園站（Holland Park），出站右轉(zhuǎn)，沿著荷蘭公園大街走不到500米，再右轉(zhuǎn)進入阿狄森大街（Addison Avenue），走250米就能看到路盡頭的一座哥特式教堂，這就是圣詹姆斯教堂，附屬于它的一個小花園即圣詹姆斯花園，圍繞這座花園的一圈小路，就是我們要找的圣詹姆斯花園路。路邊均為聯(lián)排別墅，老舍居住的31號大概位于花園正北一排差不多20聯(lián)排別墅的中間位置。在倫敦市中心，是極難找到所謂獨棟、雙拼、四聯(lián)排、六聯(lián)排這些國內(nèi)流行的別墅樣式的，能有20聯(lián)排的住宅，無論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都算是中產(chǎn)階級的居所了。

倫敦的名人故居都很有意思，你給它貼上了藍牌子，但住在里面的人很可能并不清楚也不太想主動打聽這個藍牌子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F(xiàn)在的房主就是普通的英國人，據(jù)說偶爾還會讓來自中國的老舍朝拜者進去參觀。遺憾的是，我和朋友去探訪的那天并沒有遇到房主，也不好意思按門鈴去打擾（這在英國是極其不禮貌的行為），于是只好懷著一顆虔誠之心，仔細端詳了半天樓面外觀。三層住宅另帶地下室的長聯(lián)排別墅，翻新過的維多利亞式紅磚配素雅的米黃色外延，一塵不染的漆黑色鐵柵欄，構(gòu)成非常典型的倫敦中產(chǎn)階級建筑格局。老舍當時住在別墅二樓。我留意觀察了一下，屋子南北通透，房間靠東墻有一個北歐風格的書架，放著現(xiàn)在主人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之類的工藝品，除此之外，也看不到更多。相信經(jīng)過了這么多年的歲月流轉(zhuǎn)，也很難留下任何與原貌相關(guān)的細節(jié)了吧。

我逛名人故居時有個習慣，就是會特意想象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開房門，走下臺階，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色。當老舍剛剛搬進來時，正是略顯寒意的英倫4月，大衣毛衣是脫不得的?？苫▋核坪醪活櫦皞惗氐暮?，早已競相開放。當年的這個時候，老舍眼前的圣詹姆斯花園也應是玫瑰、郁金香、繡球爭相斗艷，一派生機盎然之色。難怪他會在《二馬》里感喟，“倫敦真有點奇怪，熱鬧的地方是真熱鬧，清靜的地方是真清靜”，這種體悟，大概就源自他在此地居住的體驗。圣詹姆斯花園多為文人、藝術(shù)家和商界人士居住，雖然離商業(yè)樞紐牛津街很近，但它卻安靜得如同一個獨立的世界。時至今日，我們也極少見到路人，車輛也稀少得很，安靜的樓宇和碧綠的草坪，加之靜寂的空氣與溫暖的陽光，想來就是老舍小說里贊嘆的那種“安適太平的景象”。

說到和老舍合租的艾支頓，其實也是個不凡之人，他本是英國陸軍退役中校，出于對中國古老文明的好奇，開始努力學習中文。他想與老舍合住，真正原因也是想讓老舍當自己的語言伙伴，以幫助自己完成一個心愿——把《金瓶梅》這部奇書譯成英文。老舍愿意與艾支頓住在一處，差不多也是為了學些地道的英文。他的散文《我的幾個房東》便坦露：

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他到那里學華語；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老舍和艾支頓的友誼，真有點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到一起的感覺。老舍當時月薪僅20英鎊，遠低于英國大學生的平均花費，只比雜貨鋪的伙計略多一點。經(jīng)濟的拮據(jù)，同樣也是艾支頓的苦惱，與前妻離婚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財產(chǎn)，偏偏這時候又失了業(yè)，能夠找到合適的合租伙伴，無論對艾支頓還是對老舍而言，絕對是難得的機緣。盡管日子不寬裕，但老舍筆下的合租生活還是充滿了日常情趣，他寫艾支頓的夫人“真可憐”，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又得給兩個大男人做飯，她手藝著實不怎么樣，兩個男人稍微有一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眼盈盈。而老舍則時常請他們二人吃中餐，艾支頓夫人那時便會高興得如孩童一般。在老舍的提點下，艾支頓翻譯的《金瓶梅》最終出版，這部譯作如今就靜靜地躺在亞非學院的圖書架上。

我并沒有仔細找全資料，也不知道老舍當年是如何去東方學院上班的。當時的東方學院還在芬斯伯里廣場（Finsbury Square），距離老舍的居所差不多得有十公里。不過老舍居住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至少那時已有地鐵紅線通車了，所以說不定老舍會坐地鐵上下班。閑暇的時候，他必然會去居所南面不遠的海德公園周邊散步，小說《二馬》中被翻譯得京味兒十足的玉石牌樓（Marble Arch）、戈登胡同（Gordon Street）、猴笨大街（Holborn Avenue）、歐林癖雅（Olimpia），就在海德公園周邊或是它的東沿線上，時至今日依然景色如故。你從老舍故居走出來，站在他每日必經(jīng)的牛津街上便會想到，近百年前，一位文學青年也和你站在同樣的街道上。你與他在此重逢，這就是歷史的節(jié)點。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