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百多年的高等教育發(fā)展史上，西南聯(lián)大不僅是戰(zhàn)爭年代保存學術火種、奮激民族精神的文明堡壘，同時也以兼容并包、獨出機杼的探索創(chuàng)制了一條適合中國教育的辦學之路。其中的經(jīng)驗尤其值得我們今天總結(jié)吸納。

洪堡大學的“西方經(jīng)驗”

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jīng)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清末民初，不少懷有救國理想的仁人志士走出國門尋找富強之路，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jīng)說過：“游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這就不能不提到現(xiàn)代大學的標志——德國的洪堡大學。

1806年，“普法戰(zhàn)爭”的慘敗促使國王威廉三世痛下決心改革圖強，拿出全部家底，每年為柏林大學撥款15萬塔勒，還把太子宮捐出作為校舍。當時主管普魯士全國文教的威廉•馮•洪堡與國王約定，大學必須由教授自治，教授有權決定大學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等內(nèi)部事務，國家不得干涉；校長由教授擔任，教授有任意開課的權利；教授的工資由國家支付，教授享有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待遇；教授的研究經(jīng)費由企業(yè)家資助。自此之后，國家取代了教會，成為大學的經(jīng)費提供者，這也成為此后創(chuàng)辦國立大學的一個原則。洪堡提出，柏林大學辦學理念的核心定位是“研究與教學合一”，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和”，應將教學、科研視為一體，實行全面的人文教育，“人的發(fā)展目標是走進全面完美的境界”，也就是成為完人，通過博學進入古希臘圣賢之列。洪堡還為柏林大學提出了三大規(guī)范，即招生制度規(guī)范、人文中學的課程設置規(guī)范和人文中學教師的入職制度規(guī)范。洪堡說：“國家必須對教學活動給予物質(zhì)支持，但不得干涉教育和學術活動。”這就為大學的學術活動營造了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讓國家與大學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

從1810年建校，僅短短十數(shù)年的時間，柏林大學就超過了英法等國大學的水平，形成了“為科學而生活”的校風，“學術自由”與“教研并重”也逐步成為柏林大學的靈魂。柏林大學誕生了世界上自有大學以來的第一個實驗室、第一個研究所、第一個研究生院及研究生制度、第一本科技刊物。德國在19世紀已經(jīng)占據(jù)了世界科技發(fā)展的前沿，智力成為德國最強大的資本；大學的學術研究對德國的發(fā)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870年，當普魯士與法國之間再次爆發(fā)戰(zhàn)爭時，這次慘敗的不再是普魯士，而是法國，德意志亦由此完成了統(tǒng)一。1949年，為紀念創(chuàng)始人，柏林大學更名為洪堡大學。后來，人們從洪堡辦學的經(jīng)驗中，總結(jié)出現(xiàn)代大學必有的一項制度，就是大學必須獨立，以及學術自由、教授治校。

古代書院的“中國智慧”

“書院”的名稱，起源于隋唐時期，既有官辦，也有民辦。最早的官辦書院并不是教學組織，只是?？?、收藏經(jīng)籍的場所。民辦的書院是讀書人自己治學的地方，不接納生源，也不辦學。書院延續(xù)到宋朝，達到鼎盛，一批私人創(chuàng)建的書院應運而生。正如朱熹所說：“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當然，書院的興起還與佛教禪林的講學制度有關，僧侶們在山林寺廟修道講習，切磋佛法，這也影響了書院的講習制度。

在唐宋眾多的書院中，辦得最有影響和聲望的有四所。第一，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大學生準則”以及“學籍管理制度”，即朱熹訂立的學規(guī)《白鹿洞書院教條》。內(nèi)容包括教之目、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體現(xiàn)了儒家八目的教育思想，倡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線，以及“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自我反思。第二，湖南長沙岳麓山的岳麓書院。此書院可算得上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源頭。書院以傳道濟世、兼容并蓄、自由講學為特征，主張藏書、讀書、治學相結(jié)合，提倡學生自主學習，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岳麓書院的“講會制度”素為人推重：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同的學術流派，都可以在此探討辯論，學生也參與其中，真正做到了“教學相長”，這也讓讀書人在理想和現(xiàn)實中找到了平衡點。第三，湖南永州道縣的濂溪書院。1000年前，周敦頤在此創(chuàng)立了宋代理學，培養(yǎng)了程頤、程顥等著名理學家，從此湖湘學人登上了中華思想的文化殿堂。周敦頤一生主張德治，提倡廉氣和正氣，以仁為己任。第四，河南商丘縣西北的應天書院。曹誠在宋儒戚同文的舊居建立學會，聚眾授徒，講習盛況空前。因他被人稱睢陽先生，書院也就被稱為“睢陽書院”。

與今天的大學教育“滿堂灌”不同，書院提倡讓學生獨立學習，獨立思考。“山長”作為書院的領袖，其作用是把握書院的學術方向，僅起引導作用。教師與學生地位平等，學術問題可以互相討論，并無師生之別。這種書院精神是西南聯(lián)大不少教師的一種情結(jié)。

西南聯(lián)大的融會創(chuàng)新

梅貽琦承認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從西洋移植而來，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嘗試。他曾提出“辦大學要辦出自己的特點”，即將西方的大學制度與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相結(jié)合。這是包括陳寅恪、黃鈺生、鄭天挺等在內(nèi)的當時很多人認同的辦學理念。那么，西南聯(lián)大具體是怎么做的呢？

“權能分立”與大學獨立

1940年，國民政府為實施獨裁統(tǒng)治，把黨、政、軍、財?shù)拇髾嗉谑Y介石一身。教育部在強化黨化教育的同時，極力控制全國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對于課程設置、教學內(nèi)容、成績考核方法，都要求高度集中統(tǒng)一，做到整齊劃一，這引起了西南聯(lián)大的不滿。西南聯(lián)大為此專門寫了一份呈文，批駁教育部的訓令種種是濫用職權，外行指揮內(nèi)行，要求仍承襲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舊制辦學。這也是西南聯(lián)大爭取教育獨立的一份宣言，其中就提到了“權能分立”說。

“權能分立”并不是主張大學與政府完全割離，事實上也做不到完全割離。西南聯(lián)大在呈文中只是要求政府不干預教育，讓大學自主辦學，權者干權事，能者干能事。有一種主張認為，政府對高等教育應當只做兩件事，即選配一個好的校長和給足經(jīng)費，至于怎么辦好大學，是大學自己的事。而所選配的校長稱職與否，全校師生自有公論，教授會也會采取必要措施。

大學的獨立說到底是學術的獨立。權能分開使大學相對獨立，減少外來干擾，師生可以專心研究學術。此外，使大學相對獨立還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即為教師自由研究學術創(chuàng)造一個優(yōu)良的環(huán)境，為學術的發(fā)展提供保障。在這方面，學校的相對獨立無疑給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解除了后顧之憂。在梅貽琦眼中，校長不是官，西南聯(lián)大常委也不是官，學校更不是官衙，舊官場的習氣不應進入學校。他對于校長的職務有兩個形象的比喻：一是率領職工為教授搬椅子的人；一是京劇中的“王帽”——雖然行必儀仗森嚴，但主要的戲卻不是由他唱的。正因如此，他不怕丟掉校長職務，以學校大局為重，對于國民政府的命令、指令和訓令，有利于學校發(fā)展、有利于抗戰(zhàn)的就執(zhí)行；否則就變通執(zhí)行，或者進行抵制，以維護教育的尊嚴、學校的尊嚴。

學術自由與學術規(guī)模

學術自由是大學獨有的特權，大學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是一致的，沒有大學的獨立，學術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自由。

大學之“大”，在于知識之博大。蔡元培曾經(jīng)對大學下了一個極準確的定義，“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對于各家各派的學說，應秉持“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則，“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在這方面，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從事研究學術之人的“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時宜之思，而“無所不言”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時宜之言，只有這樣，新文化的因素才會產(chǎn)生，進步才有機緣，才能成就新民大業(yè)。他的這種思想，成為辦好西南聯(lián)大的指導思想。

學術自由的前提是擺脫“俗諦”桎梏。說這話的是陳寅恪，他主張思想不自由就沒有學術的自由。在西南聯(lián)大的教師中，“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信念，可以說是一種共識。當然，拒絕俗諦，并不等于不關心政治。他們不愿介入政治，是希望學術不要成為政治的附庸；他們不加入黨派，是希望不要帶著政治色彩去研究學術；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的是保護學術研究的純潔。陳寅恪就曾經(jīng)說過：“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qū)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做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學問。”他們堅信，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不能侵犯。

蔣夢麟曾說自己“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之風氣，維持不墮”。曾有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說，學術是建構一個國家的鋼筋水泥。這充分說明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學術的目的是為著國家，但研究學術的人卻不希望政治過多地干預學術。不可否認，學術的自由獨立與教師自身的自由獨立是相關聯(lián)的。在西南聯(lián)大這種“自然、自在、自由”的環(huán)境中，許多教師完成了自己一生中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研究自由獨立蔚然成風，影響著進入學校的各級各屆學生，他們從老師的身上看到了學術的重要，看到了學術自由獨立的重要，從而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學術研究事業(y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維護學術的自由獨立和尊嚴。

教育主體與教授治校

教授是大學教育的中堅力量，他們學貫中西，是學生的導師和朋友。從一般意義上講，教授在大學中的作用是教書和育人。先說教書。包括系主任在內(nèi)，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都上基礎課，甚至講基礎課和專業(yè)課的“序論”。他們在課堂上都講自己新的研究心得，這種心得大都具有該領域研究的新水平，能夠給予學生深深的啟發(fā)。程靖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陳寅恪先生“每歲演講必不與舊歲者重復，蓋先生每年必出其研究之新心得以授諸生。先生嘗云，若干年講同樣的，印而刊之可也，又何必上課哉”。陳寅恪先生努力讓每一堂課有新的思想和內(nèi)容，絕不重復以前講過的。

再說育人。教授們把育人寓于教書之中，他們既是文化的傳承者，在精神品格和文化傳統(tǒng)方面又是民族的楷模。梅貽琦先生曾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西南聯(lián)大因為戰(zhàn)爭的關系，師生生活在一起的時間較多，教授怎么做學問、怎么做人都對學生產(chǎn)生重要影響。

與教書育人同樣重要的，是實行“教授治校”。民國政府頒布的《大學令》是中國建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第一個法令，其中就明確規(guī)定了教授在治理學校中的作用。大學的評議會和教授會都是由教授組成，教授會是全校的最高權力機構，評議會相當于教授會的常委會或執(zhí)行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只是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機構。西南聯(lián)大因系戰(zhàn)時的合組學校，沒有設立評議會，評議會的職能大半由校務委員會取代，一部分由常委會承擔。校務委員會主席由梅貽琦擔任。西南聯(lián)大的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建設長也均由教授擔任。

教授治校是民主管理學校，它確認教授是學校的主體。那么，怎么擺正校長或常務委員會與教授會的關系呢？梅貽琦采取的是“吾從眾”的方針，在許多重大辦學舉措上，都認真聽取教授們的意見。在法定地位上，校務會議成為梅貽琦的咨詢機構，但他從不獨斷。此時，常委會成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除了常委會和校務會議外，西南聯(lián)大還有教授們組成的聘任委員會，負責對全校教師的聘任，但不是常設機構。由于施行民主治校，教授在學校中享有較高地位，充分調(diào)動了教授們的積極性。吳澤霖曾說，“當時，所謂‘教授治校’確曾有效地起到過‘擋箭牌’的作用，它維護了紛亂政局下學校的獨立自主，抵制了外來的政治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nèi)部團結(jié)。梅校長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當時的清華，要把權力集中到校長一人身上，是行不通的。因而重大的校務都經(jīng)教授會討論”。

西南聯(lián)大實行教授治校，還帶來三大好處。其一，避免了國民黨對西南聯(lián)大的控制。盡管按國民黨規(guī)定包括梅貽琦在內(nèi)的院處長以上的大學領導人都必須加入國民黨，但他們在教授會、常委會、校務會議中也只是普通一員，不代表任何黨派。因此，盡管國民黨、三青團都在西南聯(lián)大有直屬機構，但在校局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其二，確保了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教授們深知學術尊嚴的可貴，因此，他們千方百計避免非學術因素的干擾，維護學術的自由獨立。其三，保證了規(guī)章制度符合教育規(guī)律、利于學校發(fā)展。身在教學一線的教授們討論制定的規(guī)章更有利于促進學術的發(fā)展及學校學術地位的提高。

正因為實行教授治校有諸多好處，1957年，毛澤東同志對此作了充分肯定，說：“科學研究，除了主力軍之外，一定要有同盟軍，在高校還是應該教授治校。”但是，直到今天教授治校僅僅只能在少數(shù)學校實行，不能不成為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