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66歲的顧彬從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位置退休后，開始了他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特聘教授任期。巧合的是，整整100年前，德國在大學中正式開始了漢學教育。顧彬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面向三個學院開設的選修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講了11次大課。李雪濤和張欣將其整理為20多萬字講稿，冠名以《德國與中國：歷史中的相遇》出版。其中三堂課涉及作家作品，歌德《西東合集》、布萊希特的兩首詩和格林童話先后成為例證。

歌德說過，一個人不懂得外語，就無法知曉自己的母語。終生對東方語言感興趣的歌德，閱讀過翻譯成德語、法語、英語和拉丁語的中國文學作品。顧彬盛贊歌德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讀者，正因其出色地接受、加工、評判了中國文學。歌德晚年根據(jù)中文詩創(chuàng)作過14首《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其小說中不少地方與中國密切相關(guān)，如著名的《威廉·麥斯特的漫游時代》，談到教育和修養(yǎng)塑造的部分，聯(lián)系中國頗多。

顧彬關(guān)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挖掘并再現(xiàn)了歌德與中國的淵源。據(jù)他講，歌德一開始非常討厭當時貴族追求的所謂“中國風”，比如充滿中國式擺設的花園，在歌德看來已經(jīng)不再自然。步入中年后，歌德生活上遇到了一系列危機，他完全改變了之前的否定態(tài)度，中國文學和哲學成了他的避難所。在中國傳播一個半世紀以來，從學術(shù)巨擘、“德國孔子”，到追求自由、個人主義，辜鴻銘、郭沫若等人賦予了歌德不同的語境符號，也影響了近現(xiàn)代諸多文人學者。比如創(chuàng)作十四行詩、研究德國文學成就卓著的馮至，就獲得了德國總理親自頒發(fā)的歌德獎。

歌德受阿拉伯、中國等東方國家文化影響創(chuàng)作的《西東合集》充滿東方意象，閱讀《古蘭經(jīng)》使他獲得了更多靈感，東方的開放使其跳出歐洲式教條和民族主義，重構(gòu)西方文明的區(qū)間地位，他愿意真正了解東方的歷史和文化藝術(shù)。正如顧彬推重的美國學者宇文所安所稱，歌德此部詩集中自我、他者是成雙成對出現(xiàn)的，把自己想象為他者，西方詩人變成了東方詩人，現(xiàn)代詩人變成了古代詩人。70多歲的歌德在創(chuàng)作《西東合集》過程中，閱讀了許多中國詩體小說法文譯本，闡釋世界文學觀點，從容收獲著碩果。他在《西東合集》中借蘇萊卡之口放言：塵世凡人的最大幸福／只是擁有富有個性的自我。“一件藝術(shù)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的精神創(chuàng)造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盡可能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歌德壯語豪言，遠離世俗表象，重新思考自己，沉浸遙遠文化，他已不同于他者，而是舉重若輕地傳達出全新的自我。

布萊希特也許是德語國家創(chuàng)作者中最重視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一位。進入其文本和生活中的中國，是精神上的中國，也是政治上的中國。顧彬?qū)φ罩?、德、英三種文字，咀嚼布萊希特的兩首詩。其一是由伴隨布氏終生的高其佩指畫觸發(fā)靈感而作的《懷疑者》。端詳凝視清代古畫中曖昧的懷疑者，我們好奇地開始重新思考。好的作品令讀者意識到，大家都缺少一種認知自己的方式。其二是《老子流亡途中撰寫〈道德經(jīng)〉的傳說》。這一長篇敘事詩中作者借老子反觀自身，領悟到普通的文人亦能創(chuàng)造，禍福相伴，剛?cè)峄パa，敗勝連結(jié)。1915年，布萊希特接觸衛(wèi)禮賢翻譯的《道德經(jīng)》之后，行文方式、創(chuàng)作風格乃至世界觀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五六十年間，德國出現(xiàn)了“老子熱”，出版印行了許多譯本，顧彬統(tǒng)計目前有100多種譯本。對此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季羨林曾從德國人天性入手闡釋個中原因：德國人普遍認為遠的就是好的，總是喜歡神秘的東西。柔克剛，弱勝強，常人捕捉不到的精神，布萊希特領悟尤深。

1902年第一次引入中國的《格林童話》至今已有幾百種漢語譯本。格林兄弟收集、修改并藝術(shù)加工后的百姓故事，在中國被附加上了教育目的，人們開始關(guān)注兒童文學，將兒童文學與兒童問題結(jié)合起來。德國也好，中國也罷，近100年前的成年男子都很少關(guān)注孩子。其實孩子的天地與大人世界不同，明乎此，發(fā)現(xiàn)孩子，一切以孩子為本位，才有辦法護佑他們正常長大。顧彬列舉了茅盾、周作人、葉圣陶、冰心、張?zhí)煲?、嚴文井等受到格林童話影響的現(xiàn)代作家，猜想老舍、莫言、王安憶等人的作品亦與之有難解的緣分。所有人都需要童話，好的社會和時代不能沒有童話，顧彬希望立足多重角度透視格林童話，發(fā)現(xiàn)精彩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

中德文學交會接觸，美美與共，留下了定論，也潛藏著謎團。顧彬認為，德國漢學界在翻譯和文學史編撰方面可圈可點，成果之豐，位列其前面的只有中日韓三國，其他國家的漢學水平難望其項背。對魯迅情有獨鐘的顧彬信奉并踐行著“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文化偏至論》中說的對，“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既知自我，則頓識個性之價值”，“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的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顧彬甚至推測布赫、艾森伯格這些知名當代德國作家也有可能從中國作家最杰出代表魯迅那里受到過鼓舞和啟發(fā)。“精神的特點在于它永遠啟發(fā)精神。”自歌德始，兩個世紀過去，顧彬仍沉浸在中德文學的比較、解析和欣賞當中，再次印證了上述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