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簿上我的籍貫一欄寫的是浙江紹興，從長輩口中得知，我的老家是紹興柯橋張樓元寶橋。我讀大學(xué)時觀摩的教學(xué)片《舞臺姐妹》，據(jù)說就是將柯橋作為背景拍攝的?？墒?ldquo;反認(rèn)故鄉(xiāng)是他鄉(xiāng)”，對此地我并無鄉(xiāng)愁之感。想來原因主要是我出生、成長均非于此。說起來，先父已是在上海出生，加上小兒，我家居住在上海已有四代了。上海是個移民城市，自五口通商始，便匯聚了四方之人來此經(jīng)商、開廠、設(shè)店、打工、“學(xué)生意”。上海本身就是一個文化交融的大平臺，而且還是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城市，也是一個有著獨(dú)特的文化和地位的城市，被稱為“魔都”。所以，上海人不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有人說上海人排外，其實(shí)并非如此，只要你接受了上海文化，上海人就視你為同鄉(xiāng)，真正地海納百川。也有人說，上海這個城市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人來說，其魅力是外人無法理解的。誠如斯言。

自出生始，我在黃浦區(qū)龍門路信平里居住了近40年，1996年9月因延安東路修建高架橋，全家搬離了這個熟悉的地方。20余年過去了，夢中我還是總會回到那三代同居、鄰里和睦的石庫門弄堂。我在那里讀書，娶妻生子，為外祖母和父親送終……我始終認(rèn)為，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這條龍門路位于上海市中心，一頭通向武勝路上的人民廣場南大門，出了蝸居的弄堂，走幾十步便是上海博物館。另一頭向南延伸一直到延安東路、淮海東路等上海繁華地段，還有無人不知的老上海八仙橋。上海音樂廳和大世界與人民廣場各占不規(guī)則三角形的一角，將蝸居圍住。記得曾有一位住在北京路上的同事說過，自己住在離市中心三公里處已經(jīng)覺得很中心了，想不到我住在零公里處。

人民廣場、大世界與上海音樂廳，都是上海的標(biāo)志性建筑。人民廣場與毗鄰的人民公園是舊上海英租界的跑馬場。了解一點(diǎn)上海歷史的人都知道，上海灘實(shí)業(yè)界著名人物黃楚九賺了不少錢，開辦了游樂場兼演藝廳的大世界，后大世界落入青幫頭目黃金榮之手。直到“文革”前，大世界都是上海的象征，有著“不到大世界，白來大上海”的說法。記得那時人們花兩毛五分錢買張票，可以玩上整整一天。從進(jìn)門照哈哈鏡開始，游藝、曲藝、電影等幾乎無所不包。到了晚上人們還可以看戲、看雜技，當(dāng)然必須自己帶上干糧，按當(dāng)時的標(biāo)準(zhǔn)，大世界里的飯店消費(fèi)可是很貴的?，F(xiàn)在大世界今非昔比，也許是因?yàn)樯虾０l(fā)展得太快，玩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小時候看起來高不可攀的塔式建筑，如今與旁邊的港陸廣場比起來只到人家的半腰間，真讓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原來坐落于延安東路龍門路的上海音樂廳，是上海的著名保護(hù)建筑，因建造延?xùn)|高架而整體向東南遷移了近百米，據(jù)說花的錢可以再造一個音樂廳了。自1930年落成以來，不知有多少名家在此演出。不過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時，文藝園地荒蕪，卻有幾支外國古典樂團(tuán)悄然來臨，報紙也未作宣傳，卻有那么多的樂迷不知從何處得知了消息，涌向上海音樂廳。人們穿著當(dāng)時能夠找到的且被允許穿的最好的衣服，秩序禮儀全都符合國際慣例，讓人感嘆。不過對于少年時的我來說，上海音樂廳是離我家最近的電影院，那時除了偶爾放些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以及八個樣板戲外，就是“三戰(zhàn)一襲”（《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南征北戰(zhàn)》和《奇襲》）。1968年，描寫長征的故事片《突破烏江》上映，我排了長隊(duì)買了票，可是看了一半忽然停播，讓觀眾退票走人。后來得知，《突破烏江》的紅軍先遣團(tuán)團(tuán)長的原型是當(dāng)時任代理總參謀長的楊成武將軍，其被“揪”出來后，這電影便不能放了。這是上海音樂廳至今留給我的遺憾。

龍門路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這條路上我親眼見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風(fēng)采。那是1971年6月，周總理陪同一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元首從錦江飯店沿延安路去外灘。在經(jīng)過龍門路的一剎那，坐在敞篷車上的周總理突然向我的方向望了一眼，面帶微笑。當(dāng)時我認(rèn)定總理與我眼神相對，一定是看到我了，這是一個12歲的孩子藏在心里的秘密。五年后，總理去世，不憚淺薄的我寫了十首悼念總理的詩，其中有兩句是，“傷心門前行人路，曾是總理談笑過”。

如今龍門路尚存，只是被延?xùn)|高架一分為二，我的蝸居舊址也成了高架路的一根橋墩了，這是城市發(fā)展帶來的遺憾，不過是快樂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