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wù)撏粼?，如果用一種特別學術(shù)化的語言，是不合適的，因為他的作品和他自身不是這樣的，他甚至對這樣一種研究采取拒斥的態(tài)度。因此，我要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紀念汪曾祺。

最好的讀者

前不久拿到《汪曾祺全集》，我一直在翻這套書。我想起一位編者說過，“如果不是出于研究需要，很多作家的全集都沒必要看，但汪曾祺的全集是一個例外”。這句話曾經(jīng)引起過爭論，有人認為這是通過踩別的作家來捧汪曾祺，但我覺得并非如此。

我在讀《汪曾祺全集》的時候總想起一位長輩，他是《汪曾祺全集》最好的讀者，但他已經(jīng)去世多年。這位長輩是我祖父的三弟，他叫楊汝絅，比汪曾祺小十歲，也是高郵人。他的姑姑是汪曾祺的生母，他是汪曾祺的表弟。

他們一起在高郵長大。1939年，汪曾祺離開高郵，輾轉(zhuǎn)從上海、香港到河內(nèi)，再到昆明考入西南聯(lián)大。前一年，楊汝絅跟著在國民政府交通部任職的父親從南京到了重慶。

1946年，汪曾祺離開昆明去上海，他在那里找工作不順利，曾給沈從文寫信說他想自殺，沈從文回信把他大罵一通說：“你手里有一支筆，怕什么！”同一年，楊汝絅從重慶回到南京，就讀金陵大學附中。

1948年，汪曾祺當時的戀人施松卿到北京大學任教，汪曾祺跟著到了北平，還在故宮任過職。這一年楊汝絅因為家境困難，一家八口都要靠大哥一個人的工資生活，所以他高二輟學，在家自修。

1949年，汪曾祺報名參加南下工作團，在武漢當一個學校的教導主任。后來汪曾祺從武漢又返回北京。這年春天，因為大哥的工作丟了，楊汝絅隨兄嫂再度回到四川，到了我奶奶的老家富順。其間他們在重慶住過一段時間，有一天他在重慶書店里看到了一個非常熟悉的名字——汪曾祺。當時楊汝絅沒有錢買這本《邂逅集》，他是站在書店里把這本書看完的。當然這也肯定不是他第一次看汪曾祺作品，他一直在留意這位表哥在各種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

1957年，汪曾祺和楊汝絅都被打成“右派”，汪曾祺被下放去了張家口，楊汝絅則是在省內(nèi)下放勞動。1970年，主要由汪曾祺執(zhí)筆的《沙家浜》公演，形成樣板戲的熱潮。這一年楊汝絅因為替一位自殺的教師鳴冤，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判刑五年，押到宜賓的一家煤礦勞動改造。

1980年，這時兩個人都獲平反，汪曾祺連續(xù)發(fā)表了《異秉》《黃油烙餅》《受戒》等作品。這時楊汝絅已經(jīng)患上肺心病，他看到這些作品非常驚喜，并寫了一封信給發(fā)表《受戒》的《北京文學》編輯部，編輯部把這封信轉(zhuǎn)給汪曾祺。

從那時候開始，兩個人恢復了通信聯(lián)系，從1980年到1984年，他們一直保持通信來往。楊汝絅在信里對汪曾祺說，他讀到其新發(fā)表的小說，最大的感覺是“如逢故人”。因為從《邂逅集》到這一系列小說，已經(jīng)過去30年，他終于看到表哥在文學上的重生。

汪曾祺也很驚訝，他說：“我沒有想到我還有這樣一個讀者，你提起我的一些舊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會想起，比如《背東西的獸物》，我連這個題目都忘得干干凈凈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寫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我真沒有想到，你對我過去作品中一些細節(jié)記得這樣清楚！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記錄了生活的真實；一個是由于你對生活、對文學的敏銳而精細的感覺。”他后來又說，“你對《邂逅集》記得那樣清楚，使我感動”。

愈是寫出個性就愈有普遍意義

1982年2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不僅是汪曾祺復出文壇后出版的第一本書，而且也收入1940年代的一些創(chuàng)作，比如《復仇》《雞鴨名家》《老魯》《落魄》等，這些小說大大拓寬了人們對汪曾祺的認知，大家不會再說這是一個以前不知道在哪兒然后突然寫出《受戒》《大淖記事》的作家。

1982年12月，汪曾祺在給楊汝絅的信里提到，《北京文學》開了研討會，對這個選集的篇目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年輕人問我為什么不照第一篇《復仇》那樣寫下去（因為可能覺得很現(xiàn)代派，那時候現(xiàn)代派正是特別火的時候）；有的文藝界的長者則認為第一篇不該入選（朦朧詩討論的時候，也有所謂“令人氣悶的朦朧”的批評）。有人喜歡《受戒》《大淖記事》，有人認為寫得最好的是《異秉》和《七里茶坊》。我都被他們有點搞糊涂了”。這說明此選集展現(xiàn)了汪曾祺創(chuàng)作的多樣性，而其中的作品孰優(yōu)孰劣，視乎時代和讀者的差異會有不同的評判。

楊汝絅的回信態(tài)度非常鮮明，他說，《復仇》是有趣的嘗試，但是嘗試一下就可以了，這種嘗試留給別人去做吧?！饵S油烙餅》和《寂寞與溫暖》這種作品，寫“反右”、饑荒的，畫出了歷史時期的側(cè)影，讓人入目難忘。然而，“我還是想說，這些都不能與你寫的最本色當行的那些小說相比——我指的就是《異秉》《受戒》《大淖記事》，還有《歲寒三友》，你是熟悉京劇的，我覺得正可以借用梨園行的習慣說法：這些小說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

接下來楊汝絅用很長的篇幅為他的結(jié)論辯護：

你80年代初發(fā)表的這些小說，還有像《雞鴨名家》那樣發(fā)出陳酒香味的舊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鄉(xiāng)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筆下，這兩種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鄉(xiāng)土？不就是我們生于斯、長于斯，喂養(yǎng)我們的心靈，用他們特有的帶有土味的風吹開我們的眼睛，指點我們進入人生認識世界的一種奇妙的力量嗎？……很難想象，老舍最好的小說會不帶北京味兒，李劼人最好的小說會不吹揚著成都平原的風，孫犁最好的小說會不彌散著白洋淀水鄉(xiāng)的氣息……我自己離開高郵40多年了，離開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對家鄉(xiāng)的記憶已經(jīng)模糊了，但你寫我們家鄉(xiāng)的小說中那份濃郁的氣氛仍然能夠撥動我心上的鄉(xiāng)情之弦……

所以楊汝絅的重點在這里：汪曾祺寫高郵，“問題當然不在于一個小小的蘇北縣城，而在于我們國土上任何一個哪怕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發(fā)掘不盡的特有魅力，愈是寫出它的個性就愈有普遍的意義”。

后來汪曾祺的回信也很有意思，楊汝絅是一位詩人，在《人民文學》和《星星》上都發(fā)表過很多詩作，但是汪曾祺勸表弟不要寫詩，因為他“對中國新詩的信心不大”，反而希望他多寫一點文論。汪曾祺說：

一口氣看完你的“信”。寫得很好，這種Essay式的文論現(xiàn)在很少有人寫，一般評論都硬得像一塊陳面包，我的牙不好，實在咬不動——至少咬起來很累?，F(xiàn)在評論文的文章都不好，缺乏可讀性，我建議你多寫寫這樣的Essay。唐弢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國很缺這樣隨筆式談?wù)撐乃嚭臀幕瘑栴}的小品。這種東西很不好寫——一要學養(yǎng)，二要氣質(zhì)，一種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氣質(zhì)。你是具備這樣的條件的。

汪曾祺特別喜歡清朝文學家汪中的文風，汪中擅長寫駢文，駢文是非常講究規(guī)則、音韻、對仗的文體，但是他“把駢文寫得不像駢文”。我覺得這句話也是汪曾祺的自我期許。

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談到汪曾祺的時候，我們常常碰到兩個字“完整”。比如孫郁先生說，“汪曾祺的小說有高下之別，但是每篇都是完整的”。《汪曾祺全集》的主編之一李建新說：“我理解的完整是幾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當高，都充分地表達了作者的意圖，無論是語言、技術(shù)還是情緒，我們整體看汪曾祺的小說也像瀏覽一位繪畫大師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還有速寫，甚至是小紙片上隨手畫的幾筆，這一切都讓作家的形象更為豐富飽滿，讓人覺得更親切。”汪曾祺自己說到完整的時候可能有另外一層含義，他說：“我活了一輩子，我是一條整魚（還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頭、尾、中三段。”

新時期以來已經(jīng)出版了相當數(shù)量的當代文學史，但這些文學史在評述汪曾祺的時候，無一例外都有一種啃不動這塊面包的感覺，因為把他放在任何陣營和流派里面都不太合適。包括對汪曾祺的各種定位，以及他的自我定位，比如“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甚至像很多普通讀者理解的“人道主義的大吃貨”，都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深究起來都像是瞎子摸象，是片面的。

汪曾祺是一位初讀的時候沒有門檻、誰都可以讀的作家，感覺很淺、很簡單，你覺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難說清楚那是怎樣一種獨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恐怕只能騙騙外行?，F(xiàn)在網(wǎng)上有很多所謂“汪曾祺金句”都不是汪曾祺說的，因為整個立場、整個氛圍都不對。

楊汝絅在給汪曾祺的信里面提到“氣氛即人物”，這五個字是汪曾祺自己的觀點，楊汝絅說，“你這個看法可以說是讀你小說的一把鑰匙”。汪曾祺在其短篇小說選自序中說：“我以為氣氛即人物，一篇小說要在字里行間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80年代尋根文學作家特別喜歡寫各種鄉(xiāng)風民俗，但是很多人寫得很孤立，去掉這些內(nèi)容對小說沒有影響。但汪曾祺的小說則不同，他小說中的鄉(xiāng)風民俗就是人物活動，是借以展現(xiàn)人物靈魂的東西，它們不僅因為人而活泛起來，也給小說人物悄悄默默增添了活力和血肉。

《金冬心》里列的菜單、《歲寒三友》里展示的王瘦吾小店賣的東西、《異秉》里描述的王二熏燒攤子賣的貨物，等等，生活的氛圍就這樣凸顯出來。這個本事只通過讀書是無法達到的，沒有深刻理解那個東西的氣味，寫出來的文字就會很呆板，無法跟人物的性格合為一體。

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到1940年代，小說看上去最繁盛，但實際上好像是在沙灘上建的高樓一樣不穩(wěn)固，而真正打動人心的還是“故事”，比如當時張恨水的長盛不衰、還珠樓主的風行一時，包括解放區(qū)出現(xiàn)的“趙樹理方向”，甚至包括張愛玲向傳統(tǒng)章回小說借鑒的語言和故事。郁達夫說，“五四”以來的中國小說不是中國小說，中國的現(xiàn)代小說是歐洲小說的一個分支。而到40年代時這種小說創(chuàng)作陷入困境。汪曾祺最初也是按照西方的路數(shù)來創(chuàng)作小說，沈從文批評他的小說不叫小說，寫的是兩個聰明腦袋打架，每個人都要說格言，每句話都充滿智慧的色彩，但這不是小說。

汪曾祺小說的完整，不是說他的小說有頭有尾，而是每篇小說都寫出了獨特的氣氛，這種氣氛讓人物變得鮮活，而且連帶人物所在的環(huán)境一起變得鮮活起來。楊汝絅舉過《異秉》里面那個擺熏燒攤子的王二的例子，他說，“這樣的人和這樣的行業(yè)在很多縣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帶有高郵熏燒攤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為生意興旺，這個熏燒攤子從保全藥店的廊檐下搬進隔壁源昌煙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地粘著高郵中藥店里的氣味和刨旱煙的氣味，我敢說不是隨便哪位作家都敢于這么‘一擔三挑’，同時把一支筆伸到熏燒攤、中藥鋪和旱煙店里去的”。王二的傳神之處在于，他身上的氣味如此復雜，以至于讀者沒有辦法把王二從舊時高郵的小縣城里剝離出來，我們用同樣的筆調(diào)沒有辦法寫北京賣煎餅的。

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寫作

汪曾祺最大的特點在于他的渾然。他從事創(chuàng)作50多年，中間有各種力量拉扯、限制、壓抑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堅韌的氣球一樣，不管怎么拍打它，這個氣球始終完整。他在1982年致楊汝絅的信里說，“如果我還繼續(xù)寫下去，也還是只能按照我想寫的那樣寫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許，那我就不寫”。他曾經(jīng)反復強調(diào)說“我希望我悄悄地寫，你們悄悄地讀”，他不喜歡被研究，不希望引人注目，也認為自己不會成為主流，就是一個邊緣作家。他對這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自我認知。

在他那個時代的作家里，汪曾祺經(jīng)歷的苦難并不是最深重的。但是他的創(chuàng)作具有極強的延續(xù)性并渾然一體，從民國到新中國，從“十七年”到“新時期”，我們很難找到第二個人。當然汪曾祺一直在學習，除老師沈從文之外，老舍、趙樹理，以及民間文學研究、張家口下放的經(jīng)歷、京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我們始終無法把汪曾祺歸到任何一個派別當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寫作的汪曾祺。

汪曾祺曾說：“前30年生活在舊社會，后30年生活在新社會，按說熟悉的程度應(yīng)該差不多，但是我就是對舊社會還是比較熟悉一點，吃得透一些，對新社會的生活沒有熟悉到可以從心所欲、揮灑自如。一個作家對生活沒有熟悉到可以從心所欲、揮灑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創(chuàng)作的自由。所謂創(chuàng)作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想象、自由地虛構(gòu)，你的想象和虛構(gòu)都是符合于生活的。”這段話實際在說明，小說怎樣才能寫出最重要的氣氛，不僅他的小說可以證明這一點，其散文、戲劇、文論、書信、詩歌都在營造這樣一種氣氛，不管你讀他哪一種作品，汪曾祺都會把你帶入他的世界。他的作品就像《愛麗絲夢游仙境》里通往仙境的樹洞，進去后會發(fā)現(xiàn)，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樣，他的世界不構(gòu)成對現(xiàn)實世界的批判或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現(xiàn)實世界的復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說法是“我想給讀者一點心靈上的滋潤”。有人說汪曾祺的文字也是“心靈雞湯”，我們姑且承認這句話，但那不是一碗雞湯，而是一間屋子都是雞湯。

我想沒有人會質(zhì)疑汪曾祺寫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故事，但是他筆下的中國人和中國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筆下的中國人、中國故事都不一樣。這是一句非常粗淺的、像廢話一樣的結(jié)論，但這是我懷念汪曾祺的理由。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