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都市文化發(fā)展，以安史之亂為分水嶺。在承平歲久、天下乂安的一派熙樂盛景中，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的突然爆發(fā)，是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捩意義的大事。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前后期的分水嶺，將唐朝判然劃分為盛唐和中唐，也標志著古代社會的重要轉折，被清人葉燮稱為“古今百代之中”的中唐，開啟了變革和轉型的新局面。

相較于光輝燦爛、萬邦來朝的盛唐氣象，中唐不可避免地與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擅權等負面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人們心中的盛世大唐似乎從此一蹶不振，而此時唐朝國祚差不多已走完一半。事實上，在剩下一個半世紀多的歲月中，唐朝仍不時展現(xiàn)出強韌的生命力。隨著中央在與藩鎮(zhèn)的博弈中重新樹立了政治威望和統(tǒng)治權力，總體和平的局勢推進了各地尤其是南方的發(fā)展，兩稅法的施行使得生產(chǎn)力得到提高，富庶的江南地位進一步提升，全國經(jīng)濟重心南移的局面此時已經(jīng)形成，來自江南源源不斷的財賦和通暢的運路成為國家得以維持并繼續(xù)發(fā)展的重要經(jīng)濟保障。以此為基礎，唐朝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也自然過渡到新的階段。伴隨著地方世俗地主階層的興起、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君主專制統(tǒng)治下的新型城市出現(xiàn)了，給都市文藝提供了新的場景、內容和表現(xiàn)形式，新的都市審美風尚得以產(chǎn)生，文藝漸由精英走向大眾，文士群體也受到市民文藝的漸染熏習，以此為契機帶動了種種時代新潮的出現(xiàn)。

京城之春

當溫煦馨香的花信之風吹拂過長安110坊各個角落時，西京的春天在萬眾期盼中盛大登場了。韋莊詩云，“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轔轔”，蟄伏了一個冬天的人們呼朋引伴出游，街道上車馬絡繹不絕，“鞍馬和花總是塵”，踏青賞花的人們聚集在長安城東南的曲江池畔，登臨樂游原，抒發(fā)對春日的贊歌。春游之風遍及城中花木繁茂之地，早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就已大行其道，“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lián)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并轡于花樹下往來。使仆從執(zhí)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翩翩長安少年郎，皆以騎馬賞花為樂事，可見春時飲酒賞花的風尚。更有“花裀”（聚落花于地為座席）、“移春檻”（車上置花壇，名花異木沿街可賞）等賞花逸事為京城時人所津津樂道，更不用提牡丹花期全城如癡如狂的盛況，展現(xiàn)出長安市民審美文化的極度繁榮。

在融匯萬邦的多元文化氛圍中，長安的物質文化生活皆追新尚異、富侈綺靡。游宴、書畫、弈棋、占卜、煉丹不一而足，展現(xiàn)出絢麗更迭的都市文化風貌。都市景觀和多樣化的美學風尚構成京城生活的重要側面，上元觀燈、春祀拔河、兇肆斗歌（兇肆為經(jīng)營喪葬用品的店鋪，斗歌即兇肆間的挽歌比賽）等節(jié)慶風俗和胡風胡俗、樂坊歌伎之盛正是長安都市美學的重要體現(xiàn)。市民文藝則涌現(xiàn)出講經(jīng)、話本、變文（由文言變?yōu)榘自捴疄樽儯?、俗唱、民歌等多種形式，加之西域傳來的繩技、幻術、胡樂、胡旋舞、馬球、雜技百戲等，極大豐富了都市百姓的娛樂生活。于此氛圍中浸染的文士也部分沾染了市井習氣和俚俗意味，都市娛樂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除了“追歡逐樂少閑時，補帖平生得事遲”“花枝缺處青樓開，艷歌一曲酒一杯”等詩句，還產(chǎn)生了以都市生活為背景，情節(jié)生動、用語秾艷的傳奇、曲子詞等時興的文體類別，體現(xiàn)了中唐士人的世俗生活傾向。

文宗開成二年（837），震驚朝野的甘露之變僅過去兩年，遠離西京長安政治旋渦、隱于都市園林中的文士們，正在東都洛陽籌備一場聲勢盛大的游春活動。以時任東都留守裴度、河南尹李玨為召集人，白居易、劉禹錫等15名分司洛陽的文士參與了這年的三月三上巳日禊春盛會。禊春即春季祓禊，在水濱舉行祭禮以祓除不祥，中唐文士追慕六朝風雅，蘭亭雅集在中唐都市找到了新的形態(tài)，儀式化的禊春活動變成了文人雅士的游春活動，蘭亭的曲水流觴被“簪組交映，歌笑間發(fā)”的都市趣味所取代，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濱》序文中敘述了此次游春活動，“前水嬉而后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文士們攜妓出行，合宴舟中，飲酒賦詩，沿洛水從斗亭經(jīng)過魏王堤至天津橋，頗為壯觀，文士修禊游春成為繁華都市的一個縮影。

不夜揚州

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shù)，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于鄴《揚州夢記》

作為帝國龐大水路運輸網(wǎng)的中樞，揚州則是另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相較于初盛唐時早已風光無限的長安和洛陽，揚州城的繁盛則遲至中唐，近年來對揚州城的考古發(fā)掘顯示唐代中晚期文化堆積最為豐富。“天下之盛，揚為首”，揚州城的崛起與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舊唐書·蘇環(huán)傳》載“揚州地當沖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chǎn)”。富甲天下的揚州，各國商旅云集，在國內國際貿(mào)易、手工業(yè)、造船業(yè)、金融業(yè)等方面皆十分發(fā)達，鹽鐵轉運使也設在揚州，其出產(chǎn)物品的豐美天下盡知，工藝精湛的銅鏡、氈帽、絲織品在長安頗受歡迎。

長安和洛陽雖是最為著名的兩大城市，但論商業(yè)的發(fā)達程度則遠不及揚州。彼時長安和洛陽的商業(yè)發(fā)展主要集中在“市”（長安東西二市、洛陽南北二市）及周邊，而且除上元節(jié)外均執(zhí)行嚴格的宵禁制度，每日固定時間開關城門、里坊門，人們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揚州則突破了里坊和市的封閉體系，而且水陸交通便利，商人多在臨街沿河設店，尤其到了晚上，燈火輝映，更像是一座不夜城。揚州既以發(fā)達的商貿(mào)和運輸業(yè)躋身國際城市之列，也因著名詩文的流傳增添了文化魅力，中唐文人在揚州留下了不少杰出篇章，與這座城市的繁華交相輝映。詩人們記載了當年揚州的歌舞盛況，尤其揚州燈火暄明的夜市多為時人所稱道：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張祜《縱游淮南》）

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王建《夜看揚州市》）

詩中描繪了華燈熠熠下的揚州城，青樓紅袖笙歌曼舞，文人騷客心馳神往。這揭示了揚州的另一面，因其是一座輕浮縱樂的消費城市，南朝人所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也便是唐人的旖旎夢。

與揚州這座城市緊密相關的文人中，不得不提著名詩人、名相杜佑之孫杜牧。官場失意的杜牧在任職于淮南節(jié)度使牛僧孺幕下時縱情聲色、淫逸放浪，留下了“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等動人詩篇。

揚州輝煌富麗、衣冠云集，弦歌樂舞從無消歇，都市民眾皆沉溺其中，曲詞艷歌在揚州這座商業(yè)和消費城市大行其道，秦樓楚館里的縱情宴飲通宵達旦，溶溶月色下燈火璀璨的揚州仿佛一場盛大的時代夢幻。

浪漫傳奇

都市是浪漫和想象的溫床，唐代都市崛起不僅帶來了豐富的市民娛樂生活，也為文藝創(chuàng)作提供了沃土。都市成為文藝創(chuàng)作新的環(huán)境和主題，既表現(xiàn)為文學藝術中心從宮廷轉移到都市空間，也體現(xiàn)為文藝欣賞主體從上層社會擴大到普通百姓的趨勢。唐傳奇即唐代文言短篇小說，是士人以史傳筆法寫作奇聞異事的文學形式，內容廣涉神怪、婚戀、逸事、佛道、俠義等，敘殊異之事、離奇之情，以婚戀故事尤為生動曲致。中唐商業(yè)的發(fā)達使市民階層和市民趣味迅速成長，文藝上講經(jīng)、話本、變文等俗文學受到民眾的廣泛喜愛，《目連變文》《一枝花話》廣為流傳，士人借此都市文化潮流創(chuàng)制了諸多名篇，如沈既濟《任氏傳》《枕中記》、元稹《鶯鶯傳》、白行簡《李娃傳》、蔣防《霍小玉傳》等，魯迅先生認為唐傳奇頗為“曲折美妙”“纏綿可觀”。

都市構成了傳奇的基本背景?！度问蟼鳌贰独钔迋鳌贰痘粜∮駛鳌分械墓适轮饕l(fā)生在臨近長安東市的城坊內，多達官勛貴的住所，也是市井繁華之地?！独钔迋鳌犯木幾粤餍杏陂L安街道的《一枝花話》，其中許多地名如平康里、天門街、曲江畔、杏園等，為長安百姓所熟悉，構成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場景。故事中長安的風流淵藪平康里是鄭生初遇李娃之處，天門街為淪落后受雇于兇肆的鄭生參加兇肆競賽表演挽歌之地，其父滎陽公因公務入京碰巧觀看了這次著名的表演并認出鄭生，大怒，將鄭生帶到曲江西側的杏園東一頓毒打，鄭生幾乎喪命。而曲江池畔正是每年新進士舉辦盛大宴會之地，鄭生日后在李娃幫助下科考成功后又重回此地，這一安排不得不說是作者有意為之。而《任氏傳》中主人公鄭六在升平坊街道偶遇美貌狐仙任氏，至樂游原附近共度良宵后于黎明前返回，因坊門未開而只能暫時待在門口胡人的餅店里。《霍小玉傳》中對勝業(yè)坊霍小玉居所陳設、器物玩好的細致描繪也極好地烘托了故事氛圍。

唐傳奇也滲透著士人價值觀和市民意識。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風習并存，一方面，前朝門閥士族聲名尚存，如備受尊崇的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五姓七家，沿襲南北朝以來極重婚姻門第及仕宦高下的舊俗為傳統(tǒng)風習；另一方面，又有以進士科考致身通顯的士子，往往尚才華而不重禮法，行為也有其浮薄放蕩的一面。浪漫傳奇中頗能見出此種“新舊蛻嬗”“紛紜綜錯之情態(tài)”，故事往往呈現(xiàn)出“閥閱”和“色愛”這一士人面臨的情感困境?！痘粜∮駛鳌分械碾]西李益、《李娃傳》中的滎陽鄭生都為倡女的容色所迷，最終李益的“迷途知返”犧牲了霍小玉，而鄭生淪落又復起、與李娃終成眷屬的經(jīng)歷更多迎合了長安市民的善良愿望。《鶯鶯傳》則似乎倒轉過來，崔鶯鶯和其母鄭氏均出自名門，張生取得功名后拋棄鶯鶯而另娶，或可為傳統(tǒng)門閥式微的反映。

浪漫傳奇以都市經(jīng)驗為靈感，展現(xiàn)新興都市生活面貌、人情百態(tài)，正所謂“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于賞玩風態(tài)而已”。有唐一代之“奇”使民間俗文學有了高雅的美學形式表達，開啟了全新的文藝路向，成為繼起的宋話本、金院本、元雜劇、明清小說的先聲，也是當時社會變遷和都市倫理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