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是在大興安嶺塔河縣永安小鎮(zhèn)開始寫作的。那時，因為家里沒有寫字臺，我在縫紉機上練筆，縫紉機正好面對窗口，窗外就是菜園，所以我寫不下去的時候就看著花圃上的蝴蝶，看枝葉扶疏的稠李子樹，無限美好。這種童年生活挺像蕭紅筆下的后花園。院門外的土路上，一會兒是人經(jīng)過，一會兒是豬哼哼著走過，一會兒是狗汪汪著路過，一會兒又是雞跑過，就是這樣的一種生活。我家前院是豆腐房，那時我經(jīng)常從家里倉房舀一點豆子，起大早去換豆腐，有時也會順手打一點豆?jié){回來。

小時候，挑水、劈柴、拉燒柴這些活兒，我都能干，我能連續(xù)挑幾擔水，直至把水缸挑滿。臘月的時候家家要洗被子、洗衣服、洗澡。我在《清水洗塵》中寫過那時的情景。臘月二十七八是放水的日子，燒上熱水，家家洗澡，從老人開始，然后到父母，最后是小孩兒，每個人都要洗。夏天，我一放學就扛著一條麻袋，去采豬食菜。豬吃得滿意時，小尾巴會晃來晃去，我就用一把破木梳給豬梳梳毛，梳的時候它特別幸福。所以，臘月宰豬的時候我很傷心，人家宰豬都高興，我卻哭，不舍得吃它的肉。但是過不上兩天，我又抵不過豬肉的誘惑，跟家人一樣吃起來，這就是生活吧。

我父親毛筆字寫得非常好，他就為各家寫春聯(lián)。父親一輩子給人家寫了那么多的“福”字，可是他福氣薄，走得早。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五，父親總是想辦法做盞燈，因為我小名叫“迎燈”。我寫過一篇散文《燈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外面零下三四十度，用一瓢熱水澆上著霜的罐頭瓶，瓶底兒就會掉下來，再做一個底座，拿一根鐵絲穿起來，再把一根釘子從底座釘上來，釘子成了立柱，把蠟燭插上去點燃，正月十五我就提著它走。

那時家家豎一個燈籠桿，年三十要掛紅燈。一般人家砍的是樟子松做燈籠桿，它冬天不凋，明黃色的樹干，綠色松針，非常漂亮，人們叫它“美人松”。父親愛惜樹，只砍彎彎曲曲的小樹。他到大興安嶺以后得了嚴重的風濕病，40多歲的時候走路就有點一瘸一拐的，那時我就想，我家的燈籠桿太像父親了，它不直溜，總在搖擺著，掛燈時就要很小心，用線把燈籠拉到頂端的過程中，經(jīng)過它彎曲的地方要慢，否則用紅紙糊的燈籠會被刮破。

父親在文學上也影響了我。“文革”時他從學校被調(diào)到糧庫，他和母親晚上偷著聊《紅樓夢》里的情節(jié)，我也在旁聽，他們讀的時候我也跟著讀，雖然完全讀不懂，但《紅樓夢》成了我最喜歡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

后來，我的高考成績并不理想，去了大興安嶺師范學校讀書。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是最后一名被錄取的。那時，我寫了很多日記，記人、記風景。我經(jīng)常投稿，從學校步行去城里經(jīng)過火車道，有時就沿著這山間的車道一路走到郵局，把稿子寄出去。書店離郵局很近，那時家里并不富裕，我的生活費不多，為了省下錢來多買幾本喜歡的文學書，有時就得克制自己，算計著吃。高粱米最便宜，于是我經(jīng)常吃，把胃吃壞了，不止一次地嘔吐。

在八個人一間的寢室，熄燈以后我還想繼續(xù)看書，還想寫幾筆，就得點蠟燭，我的蚊帳都被燭火熏黑了。有時候又怕影響姐妹們的休息，我總是用手指去掐燭芯，將長了的燭芯掐短，燭火發(fā)出的光就弱了，而且燃燒的時間還長，也省了蠟燭。

我不斷地投稿，基本是以小說為主。我寫過一個短篇《友誼的花環(huán)》，投給《北方文學》，收到了編輯宋學孟的回信，他讓我修改?？墒俏以礁脑绞。礁脑讲怀善?。宋學孟很有編輯經(jīng)驗，他來信告訴我不要再改了，說我已經(jīng)把它改得越來越糟糕，我就明白這篇小說是廢了。

1984年畢業(yè)的時候，我是宿舍的幾個姐妹中最后一個走的。因為要搭乘第二天的火車回塔河，我就提前把行李捆好。那一夜我在木板鋪上倚著行李和衣而睡，開著燈，有一種很凄涼的感覺。宿舍里到處都是被丟棄的東西，如一只絲襪、半截蠟燭等，我想起這幾年的校園生活情景，那種美好都遠去了，我們匆忙地結束了這樣一段生活，我特別感慨。所以，那個夜晚我就開始寫小說《那丟失的……》，很順利，幾乎沒有修改，因為是在很自然的情態(tài)下追憶大學生活。后來，這個短篇小說在《北方文學》上發(fā)表了。

其實在《那丟失的……》之前，我就寫了中篇小說《北極村童話》，沒有考慮什么技巧、什么立意，因為愛文學，我就特別想在畢業(yè)前夕寫一篇我生長的故土、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的事情。晚自習時我就開始寫《北極村童話》，沉浸在一種非常美好的狀態(tài)中，我想起家中的大黃狗，想起我怎么偷姥姥蒸好的干糧喂給它。這條狗叫“傻子”。我其實一頓吃不掉兩個饅頭，我總是吃完一個再拿第二個咬著，姥姥說，還能吃嗎？我說能吃。我咬著饅頭出去了，直奔后院，喂給傻子狗。

北極村那老房子其實還在，它有一個偏廈子，我們叫小倉房，那上面有個馬蜂窩。我小時候比較頑皮，有一個蜂巢掛在那兒，馬蜂進進出出，我就總想把這個蜂巢給搗了。姥姥警告我不要去，馬蜂會蜇到我的。有一天我戴上蚊帽，武裝到牙齒，拿著一根長竿，把馬蜂窩給捅了，結果還是被傾巢而出的馬蜂給蜇了。

我寫《北極村童話》的時候?qū)懙嚼褷?、姥姥，還有村東頭的那個蘇聯(lián)老奶奶，她是蘇聯(lián)“肅反”時代過來的。那時中蘇關系比較緊張，所以村人很忌諱和她交往，但是我們兩家的菜園相連，她經(jīng)常在菜園吆喝我過去。她給我烤毛嗑（葵花籽）吃，教我跳舞。冬天她戴著古銅色的頭巾，穿著到腳腕的長裙，抱著我跳舞，我就覺得這個老奶奶和我姥姥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將《北極村童話》投給了《北方文學》，但是終審沒過，我的責任編輯認可這篇小說，便轉(zhuǎn)給了上海的一家雜志，最后編輯回復我說文字比較散文化。

1985年，黑龍江作家協(xié)會在蕭紅的故鄉(xiāng)呼蘭舉辦了一期小說創(chuàng)作班，我也參加了這個學習班，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朱偉也到呼蘭給我們講課和審稿，他基本是審黑龍江那些比較有名氣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我那時比較青澀，很想讓他看看我這篇《北極村童話》怎么樣。他講完課出發(fā)回北京之前在會議室休息，我就拿著小說的手稿，忐忑地敲了敲門。我說：“朱偉老師，您能幫我看看這像小說嗎？”朱偉看了看我手中的稿子，因為是一部中篇，又是手寫稿裝訂到一起的，裝訂時我還用錐子鉆兩個孔，拿一根線繩穿上，所以感覺挺厚。他很客氣地說：“好吧，我一會兒要走，我翻一翻吧。”他很快看完了，就在出發(fā)前，他敲我的房門——我終生難忘，我也在很多文章里寫到——他說：“你為什么不早點寄給《人民文學》？”這對我真是莫大的鼓勵。

《那丟失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極村童話》等一系列作品的發(fā)表和轉(zhuǎn)載，使我走上了文學之路，而我并不知道這條路能走多久。直到今天，30多年過去了，我也50多歲了，我把自己的頭發(fā)也寫白了不少，容顏也開始逐漸衰老，現(xiàn)在也不完全用墨水來寫作了，可是我依然感覺到有一支無形的筆，這里面還注滿了墨水，而這墨水就是我心中涌動的對文學的熱愛。這墨水是我生長的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注入給我的，甚至植物和樹木的香氣凝聚成的一種無形的墨水還充盈在那里，還等待著我書寫，等待著我聞到它們別樣的芳香。它們可能會覺得我沒處在最好的狀態(tài)，所以我一直說，沒有完美的寫作，包括《額爾古納河右岸》《群山之巔》，都有不完美之處。所以我有個習慣，就是每發(fā)表一篇作品，每隔幾年我都要回過頭來重新讀一遍，重讀一遍等于審視自己，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批評家。

我在魯迅文學院的時候，給《文藝報》的一個作家談創(chuàng)作的專欄寫了一篇《遙遠的境界》的文章。我現(xiàn)在還是這么想，寫作最美好的永遠在遙遠的境界。俄羅斯有位作家寫過一篇散文叫《火光》，就是在一條河上行舟，前行時看到一團火光，大家覺得轉(zhuǎn)過彎就到了這個火光點，可是航行一段再看，火光好像還是那么遠，難以企及。這個時候的火光有點星空的氣象了。實際上真正的藝術，有的時候真是一種天堂的微光，遙不可及。寫作可能也是這樣。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作家協(xi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