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xiàn)代中國百年學術史上，有甲骨學、敦煌學、紅學三大顯學之說。前兩門學問的研究局限于少數(shù)專家范圍內(nèi)，紅學則是廟堂、民間均可登堂入室。正如文化學者劉夢溪所說，“《紅樓夢》里仿佛裝有整個的中國，每個中國人又都能從中找到自己”。在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1921年是個特殊年份。這一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航程，屬于政治大事件；而同一年發(fā)生的學術大事件，就以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發(fā)表為代表。在此之前，紅學界最有影響的著作當推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它屬于探究《紅樓夢》本事及人物原型的索隱紅學。索隱的研究方法本來多運用于史學領域，當這種方法引入紅學領域后，包括蔡元培在內(nèi)的研究者們的出發(fā)點是尋覓《紅樓夢》的“微言大義”，約束評點、題詠、雜評家們對《紅樓夢》釋義的發(fā)散性。索隱派具體解讀《紅樓夢》時以作品中存在的隱喻意象為據(jù)，注重指向作品情節(jié)的史料考證，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紅樓夢》文化密碼的破譯，卻容易陷入主觀臆測，從根本上講，他們尚未擺脫“文史合一”舊觀念的窠臼。按照今天的文學理論，不管有多少真實歷史信息融入小說性質(zhì)的《紅樓夢》，都會被作者曹雪芹進行重新整合，那些歷史信息必然被賦予嶄新的意義。索隱派認為其研究是為了還原《紅樓夢》本義，但客觀上卻造成了對《紅樓夢》本義的顛覆，從而打破了《紅樓夢》文本的自足性。

蔡元培之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開創(chuàng)了紅學研究的新范式。王國維生活在現(xiàn)代闡釋學遠未成熟的百年之前，其《紅樓夢評論》對曹雪芹作品的闡釋難免有誤讀成分，但誤讀中也有創(chuàng)造性的闡發(fā)。毋庸諱言，受時代的局限，王國維沒能對《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進行深入考證，造成了立論方面的諸多疏失。同時，由于不符合西學東漸之前的中國學術傳統(tǒng)，缺乏必要的學術背景及學術群體的支撐，《紅樓夢評論》樹立的研究范式很快就被異軍突起的胡適在乾嘉學派基礎上建立的新紅學所取代。

新紅學所取得的學術實績，主要是在《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文獻挖掘兩個方面的突破。但在今日紅學取得進展的基礎上重新檢驗《紅樓夢考證》，可以發(fā)現(xiàn)胡適的某些論斷尚嫌粗疏，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主觀臆測的問題。如胡適認定曹雪芹乃曹頫之子，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甄、賈兩寶玉是曹雪芹的化身，依據(jù)僅是《紅樓夢》里賈政是賈母次子與曹頫“相合”的類比，這種直線型思維方式正說明其“自傳說”的觀念多么根深蒂固。胡適的《紅樓夢》研究采取的是文史互證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他以這種方法考證《三國演義》等以真實歷史為藍本的小說很成功，但由于《紅樓夢》的虛構性，采用文史互證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就難免捉襟見肘。新紅學考證派將《紅樓夢》研究納入了科學軌道，但文學畢竟不同于科學，心靈感悟的東西單靠所謂科學意識是難于得到圓滿解釋的?？甲C派的研究雖切近了《紅樓夢》的具體歷史語境，但主要還是一種背景廓清。

一些研究者認為曹雪芹未能趕上江寧織造的繁華，因而缺乏寫作《紅樓夢》的生活經(jīng)歷，新時期以來他們開始尋覓《紅樓夢》的“原始作者”。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紅樓夢》作者的“新說”候選人已逾百位，只不過“新說”的證據(jù)較為孤弱，論證也不夠嚴密，未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而能證明曹雪芹系《紅樓夢》作者的證據(jù)包括：《紅樓夢》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自證，脂硯齋批語的旁證，永忠、明義等早期文獻的外證等。相比其他“新說”而言，承認《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更能被大多數(shù)研究者所接受。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簡單將《紅樓夢》的草作放在乾隆朝并視之為曹雪芹獨立完成，作品內(nèi)部的很多矛盾現(xiàn)象難以得到圓滿解釋?！都t樓夢》應是曹雪芹“江寧織造家族”層層累積的產(chǎn)物，這是在承認曹雪芹“十年辛苦”披閱增刪以及在最后定稿上所花費的創(chuàng)造性心血的大前提下，探索曹雪芹家族諸人是否曾提供素材并參與早期《紅樓夢》創(chuàng)作和評點的工作，與所謂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胡適還特別強調(diào)版本研究的重要性，在《紅樓夢考證》中區(qū)分了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異同，認為后四十回系高鶚所續(xù)。紅學領域的疑難問題有很多，但續(xù)書是最有全局性的一個，所有問題的癥結(jié)與解蔽都是圍繞此問題而展開。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現(xiàn)和文學研究方法的日益精密，新紅學的結(jié)論及其論證方式也不斷被質(zhì)疑。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曾判斷“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說明他并未深究《紅樓夢》文本所蘊含的信息。《紅樓夢》開篇有“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表明這部作品已基本完成。胡適還認為乾隆五十六年（1791）后始出現(xiàn)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足本，這并不符合版本實際?！都t樓夢》的版本演變也應是逐漸累積的過程，研究從殘抄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變軌跡很有必要。

民國時期，也出現(xiàn)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紅樓夢》的著述，但尚未成熟和普及。直到1954年9月，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發(fā)表，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研究范式才得以確立，從而扭轉(zhuǎn)了胡適考證派獨霸紅學界的局面。社會歷史批評派圍繞《紅樓夢》的思想性展開討論，但泛政治化語境及這一研究范式的形而上學立場，注定了其思想性的討論無法做到真正的準確和深刻。社會歷史批評視角也決定了其對《紅樓夢》的研究必然著眼于時代背景分析。這種批評視角不可能窮盡文學作品的全部，因為文學作品的要素構成包括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個維度。社會歷史批評派只觸及一個維度即文學的世界維度，片面強調(diào)作品反映社會的功能，意識形態(tài)詮釋成為《紅樓夢》意義呈現(xiàn)的基本方式，導致了對文本的過度詮釋。直線型詮釋也容易遮蔽文學作品的審美視角，人們之所以對庸俗社會學籠罩下的紅學文章有成見，主要還是由于那些文章很少涉及《紅樓夢》的審美向度。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樓夢》的單維度詮釋，與從整體上把握文本，顯然有著實用與審美的區(qū)別。

改革開放以來，全球化語境下紅學也形成了新的多元格局，具體表現(xiàn)形式是美學批評派與社會歷史批評派二水分流、雙峰對峙。王國維當年的空谷足音，在當代紅學中又產(chǎn)生了遙遠的回響。但新時期的紅學熱點主要局限于在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范圍內(nèi)爭鳴。有一個奇特現(xiàn)象應引起紅學界的反思：目前新發(fā)現(xiàn)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紅樓夢》版本資料等文獻要比民國年間多得多，尤其是近年來新興的“E考據(jù)”利用大數(shù)據(jù)發(fā)掘出的史料，比傳統(tǒng)紅學搜檢模式所得更為豐富，但這并未催生出石破天驚般的紅學大突破，所謂新成果大多還是對當年胡適研究結(jié)論的補充論證。新紅學經(jīng)過長達百年的歷史演變，其呈現(xiàn)出的經(jīng)學化傾向也日益嚴重，紅學已進入學術發(fā)展進程中的瓶頸期。欲突破瓶頸，除了突破舊紅學與新紅學共同的經(jīng)學化傾向，還要揚棄泛政治化語境下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走出傳統(tǒng)漢學與宋學對立的歷史陰影，追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辯證統(tǒng)一。

紅學歷百年，大道向何方？回歸文本才是正途。作為中華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紅樓夢》流淌著不同于傳統(tǒng)文學的新鮮血液。它擁有《天問》的想象力，又突破了屈原對大自然的追問，提升到了對人存在意義的生命叩問；它沒能擺脫《莊子》的虛無思想，但在言情中頗具禪宗深度；它的“假語村言”堪比“高文典冊”的《史記》，且能以一座賈府囊括百千世家。它具有陶淵明“桃花源”的理想境界，也繼承了唐詩宋詞的優(yōu)美意境，同時不乏深層的哲學思考。《紅樓夢》的悲劇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這種悲劇并不全是惡人造成的，而是病態(tài)的“集體無意識”使然。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困境與價值意義，無不充盈著對人類命運形而上的追問與思考，曹雪芹經(jīng)歷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對人生深刻思考后才大徹大悟。《紅樓夢》的深度在于打破了數(shù)千年以來許多人打不破的名利迷關，呼喚生命所本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東西。而生活于當下社會的人們，常常忘記追問生命的本原和意義，沉迷在物欲中難以自拔?！都t樓夢》清醒地反思了人類的生存困境，回答了生命存在與如何超越這一根本性問題。

學術研究要與時俱進，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學建構中的“新時代”概念。“新時代”是承接“新時期”的又一個嶄新歷史階段。應該看到，在新時代的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早已被墊高。勇于開拓的研究者不應只在自我封閉的心態(tài)中思考，而應在與外界不斷對話中攝取新的信息，調(diào)整自己的方向。展望這一視野下的《紅樓夢》研究前景，正是對“新時代”紅學的深情呼喚。

（作者單位：中國紅樓夢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