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曉聲的作品，總是很快就陷入對故事懸念和人物性格發(fā)展的關(guān)切中，最終通過各色人物的命運形成對人性、對文化甚至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進一步認識。讀《人世間》如此，看同名電視劇亦如此。

有人說，“命”是爹媽給的，“運”是社會給的；前者決定著人的體魄和性格，后者決定著人的經(jīng)歷和機遇。而筆者覺得，二者相輔相成，不能截然分開。家庭的變化影響個人的發(fā)展，社會的發(fā)展也必然影響個人和家庭的變化。以真實性著稱的《人世間》正是借助個人、家庭、社會的合力建構(gòu)起了“好人文化”的標準，潤物細無聲地拷問著每一個觀眾的良知。

“好人”，是一個開放性詞匯。好人的“好”在于持之以恒地堅守積極的價值觀，然而，身處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社會中的普通百姓，即使都有做好人的愿望，可現(xiàn)實中，能否一直為實現(xiàn)這個愿望而努力呢？

在這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平民生活史中，以善良、樸實、勤勞的周秉昆為核心，形成了三個“好人文化圈”。一個屬于家庭，一個屬于朋友，一個屬于社會。周秉昆打破世俗偏見，敢作敢當?shù)厝⒒亓吮患槲鄣呐樱华氉猿惺苣赣H成為“植物人”的災難，撫養(yǎng)年幼的外甥女，還不讓父親和哥姐知曉；帶著聾啞人常進步一同創(chuàng)業(yè)，讓殘疾人擁有了生存保障……哥哥周秉義，冒著生命危險為軍工廠的改制尋找出路，頂著巨大壓力進行“光字片”的棚戶區(qū)改造，在房地產(chǎn)開發(fā)中拖著患癌病體頑強地與貪腐勢力進行斗爭。姐姐周蓉，到貴州山區(qū)為貧困家庭孩子辦學校，并以此影響自己的女兒和學生。周家三兄妹的可信可敬可愛，離不開三個關(guān)鍵詞——“情義”“情懷”“好人”。相對而言，弟弟秉昆是愛情、友情并重，哥哥秉義和姐姐周蓉是事業(yè)、愛情并重。但對父母親，他們又都是親情最重。

與周氏一家相比，一個為了逐利而一再滑向“好人文化圈”外的藝術(shù)形象卻格外令人矚目，她就是周家街坊喬春燕。觀眾在看到這個“邊緣人物”潛意識中傳統(tǒng)文化底色的同時，也進一步看清了時代變革下其性格和命運的變化。她當之無愧地成為引導觀眾不斷深入認識社會、反省歷史、檢討自身的色彩異常豐富的人物。

春燕直爽、潑辣，做事“豁得出去”，還爭強好勝，總想超過別人；具有很強的社交和工作能力；緊跟時代潮流，希望不斷獲得社會的贊譽和別人的羨慕。不到20歲，她就憑借精湛的修腳技術(shù)和良好的服務(wù)態(tài)度，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范。當然，她也“是對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吹浇址粋冇帽梢牡哪抗夂屠溲岳湔Z對待身世尷尬的鄭娟，春燕挺身而出，時時維護著她，還教她為已經(jīng)成為“植物人”的秉昆媽做按摩；看到丈夫失業(yè)、家境困窘的于虹無處就業(yè)，便竭盡全力幫她找到工作。凡是朋友需要幫忙的地方，都會看到她奔波的身影。她還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從今天開始，大家就是鐵哥們兒、鐵姐們兒了！有好事說出來讓大家也高興高興，有不好的事也說出來，大家能幫的就幫，不能幫也比一個人憋在心里強！”這是她對秉昆、國慶、吳倩、趕超和于虹等人頗具號召力的“義氣宣言”。鏡頭里，演員甩動著辮子、揮動著雙手的表演將角色潑辣的性格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頗具感染力。

改革開放給全國人民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選擇人生道路和重塑價值觀的廣闊空間，但空間越大，考驗越嚴峻。處處要強、做事“豁得出去”的春燕，能在個人利益與朋友情義、社會道義、公平正義相沖突時，經(jīng)受住考驗嗎？

行為是性格與道德相融的產(chǎn)物。客觀地講，人的性格是離不開基因的，而道德的形成，必然會受家庭的影響。春燕的母親是一位街道干部，做事爽快，工于心計，嫉妒心很強。她想與周家攀親戚，便設(shè)圈套讓春燕與秉昆在酒后把“生米做成熟飯”。雖然計策未能成功，但父母這種能“豁出去”的作風，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女兒。在周志剛帶著一家老小到喬家拜年時，看著考上北大并攀了高親的周家兒女，春燕媽妒火中燒，在周父背后口出惡言。就這樣，在母親言行的濡染下，春燕性格中的要強就融進了雜色，努力工作不只是為了成就，而是為了超過別人。當然，在工作上要強是好事，但在物質(zhì)生活上要處處超過別人，就可能出現(xiàn)背離“好人”標準的行為了。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昔日的大眾浴池成了私人承包的洗浴中心，有經(jīng)驗、有能力的春燕當上了副總經(jīng)理。她發(fā)現(xiàn)總經(jīng)理通過向公安局副局長龔維則行賄，把洗浴中心變成了賣淫窩點。對此，在這里做清潔工的于虹非常反感，春燕卻頗不以為然。她的人生目標不再是當什么先進工作者，而是要一心一意追求富足的物質(zhì)生活。她不僅未向社會治安部門舉報自己單位縱容賣淫的事實，還仗著自己知曉總經(jīng)理的短處，要求他把自己考不上大學的兒子安排到國營單位工作。顯然，這是帶有勒索性質(zhì)的。

房地產(chǎn)買賣興起之后，已到洗浴中心任職的春燕的房子被原單位收了回去。搬回“光字片”，她當然不愿意。于是，她再一次突破道德底線，來到公安局大門口找龔維則。一見面，她就直截了當提出了要求：“我買房子不是差五萬塊錢嘛……”那表情，看上去好像有幾分不好意思，其實心里卻理直氣壯，因為她深知龔副局長與總經(jīng)理是沆瀣一氣的。

凡是跟得上時代變化的人，既有走正道的，也難免有走邪路的?？v觀春燕的人生歷程，當私欲戰(zhàn)勝道義和正義的時候，那“豁得出去”的性格就會使她不斷突破道德底線。對于勒索總經(jīng)理和敲詐龔維則，她竟沒有一點兒自我譴責，因為她的是非感就是模糊的。一旦從“好人文化圈”跌落出去，突破道德底線的事就會接踵而至。所以，當她傷害自己曾經(jīng)最看重的“鐵哥們兒”“鐵姐們兒”的感情時，心里雖然糾結(jié)甚至有幾分愧意，最終私心還是占了上風。

命運多舛的秉昆出獄后，向春燕借六萬元錢買車開搬家公司。借，還是不借？當著秉昆的面春燕滿口答應，可是當時春燕家只有六萬五千元存款。春燕的丈夫曹德寶心動了，他知道，秉昆一定會帶著哥兒幾個一起干?？墒怯泄潭üぷ鞯拇貉鄥s決絕地否定了：“用咱們攢的錢，讓他們?nèi)?chuàng)業(yè)？不行！”她說得干脆利落，但心里知道這可能傷害金錢買不來的真摯友情。于是第二天她帶著禮物去撒謊，以求獲得秉昆的理解……至此，一個艱難的選擇出現(xiàn)了，一邊是親情的需要（自己的兒子未來成家立業(yè)需要錢），一邊是友情的需要，相權(quán)之下，她拒絕了秉昆。至此，觀眾不禁會想，如果自己是春燕，會把錢借給周秉昆嗎？現(xiàn)實中，像春燕這樣的人究竟是大多數(shù)還是極少數(shù)？顯然，這個人物的塑造是基于梁曉聲的思考：“是什么原因讓我們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因為做一次好人容易，但要永遠做好人，就會永遠面對兩難選擇，要想讓每一個人都為形成“好人文化”而努力，確實任重道遠。

何況，做好人更有可能承受來自社會的種種不公。當國慶爹這位當了一輩子工人的老者竟然凍死在工廠外的煤堆上，只是因為住房條件過于窘迫；當身患重病的下崗工人孫趕超為了供兒子上大學，竟然臥軌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時，一貫要強且聰明的春燕便悟出了一個道理：只有為改善自家的生存條件“豁得出去”，無論突破道德底線還是傷害鄰里友情都在所不惜，才能“活得滋潤”。這就是她為什么要慫恿丈夫誣告清正廉潔的市委書記周秉義，自己又以“光字片”分房不公為由而聚眾鬧事的根本動機。正如費孝通先生曾指出的：“私的毛病在中國實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

劇中，周秉昆曾對父親說：“我哥的理想是當什么什么，我姐的理想是當大詩人大作家，我的理想就是想當你這樣的人，讓家人過上好日子。”這是煙火氣中老百姓普遍的價值追求，所以他對上孝敬，對下慈愛，對妻忠誠。當然，春燕的一切努力，也是為家、為兒子著想的。而她在利益面前一再“豁出去”的失德行為，在現(xiàn)實中也屢有發(fā)生。所以，觀眾才能感受到形成“好人文化”的不易，同時堅信，樸實善良的人們在生活艱難時互相扶持、彼此溫暖的“好人文化”是深入人心的價值導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現(xiàn)實基礎(chǔ)。

無可避諱地講，劇情觸及了近年來許多尖銳的社會問題，包括棚戶區(qū)改造中的強拆、醫(yī)改后有些百姓看不起病、城管人員野蠻執(zhí)法、影視業(yè)界金錢至上、就業(yè)和擇校走后門托關(guān)系、賣淫場所暗箱操作、不法分子賄賂公安人員、為享受買房政策假離婚、貧困山區(qū)的孩子讀書難、空巢老人養(yǎng)老難，等等。但從《人世間》的結(jié)局來看，作者是不忍心讓壞人壞到底，讓好人慘到底，讓“邊緣人物”在“好人文化圈”外待到底的。周秉義的貪污之名最終被澄清了，貪官姚立松自首了，國慶夫婦和于虹都因兒子的出息而有了美好的生活前景。

那么，春燕呢？她要重返“好人文化圈”，談何容易！她和德寶去向秉昆道歉，卻被國慶撅了回去；看著昔日的“鐵哥們兒”歡聚一堂，唯獨沒有自己，她痛苦異常；在擬定兒子婚禮嘉賓名單時，她因沒有勇氣邀請那些過去的朋友而默默流淚……這是被“好人文化”拋棄后的下場。然而，兒子的一句話，讓她展開了久違的笑顏：“我工作努力，是像我媽！”孩子的認可讓她的良知慢慢蘇醒，她開始反省自己……所以，當春燕看見秉昆夫婦竟然來到自己家時，驚訝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不敢相信他們原諒了自己。那含著眼淚的微笑和微笑中慢慢流下來的淚水，便是因朋友們最終的諒解，而感到的慚愧和幸福，當然，也是對重情重義、寬容大度的“好人文化”的禮贊。喬春燕，即“瞧，春燕”，智慧的主創(chuàng)人員正是以不是主角的“主角”，讓觀眾在感受“邊緣人物”的真實性、傾向性、引導性的同時，一再進入到冷靜思考中的。

梁曉聲說：文化“是植根于內(nèi)心的修養(yǎng)，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與周秉昆和鄭娟相比，春燕作為藝術(shù)典型的關(guān)鍵，就在于她時常用只為自己想的利己主義突破道德的約束，徘徊在好與壞的邊緣，這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

用文學藝術(shù)聚焦給予人們溫暖的現(xiàn)實生活，以彰顯“好人文化”，就是要引導大家做有文化的好人。這是梁曉聲多年前就極力主張的：一方面堅持創(chuàng)作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方面堅持“表現(xiàn)大多數(shù)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這樣的創(chuàng)作原則，就是不同于革命現(xiàn)實主義、批判現(xiàn)實主義、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溫暖現(xiàn)實主義”。因而，《人世間》才有了讓廣大觀眾倍感親切、備受感動、有所感悟的審美效果。

（作者單位：內(nèi)蒙古廣播電視臺，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院）